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部机关4连当年驻在咸宁县汀泗区甘棠公社战斗大队（向阳湖镇秧田澥村，2005年并入斩关村）第6生产队胡黄张自然村。司徒慧敏同志曾在这里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情厚谊，给咸宁人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。
　　司徒慧敏，广东开平人，1910年出生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；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曾参加广州起义；1928年赴日本学习美术和研究电影；1930年回国，曾从事进步电影和戏剧工作；抗战胜利后，受中共党组织派遣，赴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和管理；1952年后，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全国政协委员等职，1987年4月4日在北京病逝。

要少年“黑皮”做自己的儿子
　司徒慧敏跟战斗大队官庄丘自然村黄自勉(1980年去世)、黄希华父子的关系很好。黄希华，乳名“黑皮”，出生于1958年5月。黄自勉当年在垦区湖地工棚里为生产队看管100多亩湖田。 司徒慧敏后来也在垦区湖地工棚里为连队看管湖田。两个棚相距不到10米远。黄希华经常随父一起到湖地工棚里去玩。冷天，司徒慧敏给一件工作服黄希华穿。司徒慧敏在棚里病了，黄自勉就常常烧开水给他喝。一天，黄自勉买了点肉，请司徒慧敏到自己棚里吃饭。司徒慧敏闷闷不乐，说不想吃。原来，他这天挨了“积极分子”的训。一天下午4时， 黄希华与司徒慧敏一起在向阳湖截流河胡黄张河段游泳。突然，一位姓黄的“积极分子”来了。黄希华怕他要训斥司徒慧敏，就主动拉船让这位“积极分子”过河。因此，司徒慧敏这次没有挨批评。黄希华聪明、机灵、勤奋，又有礼貌，对待司徒慧敏就像对待爸爸一样。司徒慧敏很喜欢十三四岁的黄希华。
　五七干校绝大部分人撤走后，司徒慧敏仍留在向阳湖工棚里。 他是最后一批回京的五七战士之一。临走前几天， 他在棚里对黄自勉说：“你有4个儿子，就把‘黑皮’送给我做儿子，他跟我做儿子与跟你做儿子是一样的。”黄自勉也回答得很爽快：“行！我们打了3年交道，你的为人我晓得。”开始，司徒慧敏只在棚里开开玩笑，后来，他一本正经地到黄自勉家具体商量，还放了50元钱黄自勉手中，作为“黑皮”去京的车费，并把自己在北京的住址写给了黄自勉。回京后，司徒慧敏又写信来说：“不管‘黑皮’什么时候去都行。”‘黑皮’因年幼不懂事，总是说：“北京那么远，我不去。”后来，胡承华去京后，司徒慧敏又带信来要“黑皮”去。此时，“黑皮”的父亲已去世，加之自己还未结婚，农活很忙，又无钱搭车，就没有去。1987年4月，听说司徒慧敏去世， 黑皮产生了进京悼念的念头。因无钱搭车，无人带路，又没去成。他至今仍十分遗憾。

在胡永锡队长家过了3个春节
　　司徒慧敏平易近人。在向阳湖，附近的男女老少都跟他谈得来，很多人成了他的知心朋友。其中，甘棠公社战斗6队队长胡永锡一家人跟他的关系最好。
  　 胡永锡，贫农成份，解放后当了38年的生产队长(组长)，1991年因病去世。当年，五七干校常常请他给五七战士作忆苦思甜报告。司徒慧敏在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的3年中，都是在胡永锡家过的春节。每逢吃年饭时，胡永锡总是请他坐“上八位”。这是当地农民视为最恭敬的席位，一般请最高贵客人坐。但是，司徒慧敏总是礼让。
    　从干校回京后，司徒慧敏每逢陪外宾吃饭，总是看到客人吃得好、吃得香而高兴。到家里，粗茶淡饭倒也觉得很自在。他跟胡永锡及其长子胡承华、次子胡承梓3父子分别都写过信。他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爱人李秀娴说：“我经常要出国访问，如果咸宁来信，就请你代我回信。”
   　胡承华乳号叫海宝，出生于1951年8月，1968 年毕业于咸宁县聂家耕读中学，1971年在战斗小学教书，1986年从咸宁市永安南门中学调到湖北煤矿机械厂纪委工作。他与司徒慧敏的关系很好。1976年春节，胡承华寄2只熏了的干鱼给司徒慧敏。1977年元旦前， 司徒慧敏给胡承华寄来一部收音机、一双真牛皮鞋和一大包糖果，作为送给胡承华结婚的礼物。1978年8月，胡承华、余达文夫妇到新疆走亲戚， 需要经过北京转车。胡承华提前给司徒慧敏发了个电报。当他们打电话到司徒慧敏家时，司徒慧敏的爱人李秀娴跟当时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司徒慧敏通了电话，说向阳湖“海宝”来了。司徒慧敏与“海宝”通了话，叫“海宝”夫妇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先找个旅社住下，他随后乘飞机回京。第2天早上8时，司徒慧敏的司机和秘书吴光开小车去北京火车站接咸宁客人。当吴秘书准备去火车站广播站发寻人启事时，看见手中拿有哈蜜瓜的胡、余夫妇，便接上了头。吴秘书说：“领导(指司徒慧敏)正在跟文化部黄镇部长汇报，他叫我们开车来接你们。”
   　下午3时，司徒慧敏来到这个旅社。 胡承华递烟给司徒慧敏，司徒慧敏说：“我不抽烟，你买烟做什么？”大家一起吃了西瓜。坐了半个小时后，因有公务，司徒慧敏说：“改天，请你们到我家去玩。如果要求解决什么问题，可以打电话到文化部，秘书会办理的。”第3天，司徒慧敏打电话来，说下午来接胡余夫妇。下午4时，胡余夫妇就随司徒慧敏到了他家。司徒慧敏对值班的同志说：“我带两个咸宁娃娃来玩。”
   　司徒慧敏家3室1厅，朴素大方。那么热的天，家中就只一个坐扇。他把在向阳湖光着脚照的相片拿出来欣赏，还把一张他和他爱人、儿子、女儿的合影，一张日本朋友为他照的相片送给胡余夫妇。
　　胡永锡队长的次子胡承梓，跟司徒慧敏的关系也很好。胡承梓出生于1954年9月18日，1974年毕业于咸宁县向阳高中。 在司徒慧敏的亲切教导和鼓励下，他的文化知识提高很快，1975年5 月任战斗大队会计，1976年后任战斗小学民办教师、公立教师、教导主任、校长、党支部书记，后调到向阳湖镇中心小学工作。 1987年， 他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《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在京逝世》的消息，心情万分悲痛，当即把那篇文章剪下来保存。

与当地农民群众广交朋友
   　胡黄张生产队民兵排长胡承仁因会荡船，又是抽水机手和生产队干部，所以，跟五七战士有很多接触。胡承仁喊司徒慧敏“司徒叔”。他看见司徒叔的字写得很细巧，像蚂蚁一样，很佩服。胡承仁常常在截流河里抽水，看见司徒慧敏挑粪来了，就连忙主动为他荡船过河。1972年5月， 胡承仁的爱人黄腊意不慎掉到水井里淹死了。司徒慧敏、白浩、黄忠等留守人员每人捐了50元，由司徒慧敏集中起来送给胡承仁。1974年，胡承仁与女青年王细元结婚，司徒慧敏和黄忠写信来祝贺，并邀他俩进京。
   　司徒慧敏对人民群众确实有感情。1985年，他最后一次视察，到了当年和一批革命家撤离香港登陆的“南北水”，感慨万千，怀念44年前为他摇船的船夫。县委领导向他问这个船夫的名字，他说记不清了，连忙在笔记本上画了船夫的像。根据这个像，当地的同志居然找到了船夫的儿子。这个船夫去世了，但他的儿子很象他。
  　 战斗小学教师黄希东（官庄丘人，后任咸安区聋哑学校党支部书记）的岳母家是胡黄张。他在去胡黄张走亲戚时与司徒慧敏相识，并请司徒慧敏在战斗小学食堂吃了4餐饭。司徒慧敏还带女儿到战斗小学玩了一次。回北京后，司徒慧敏共给黄希东写了15封信，寄来了《户县农民画》等书籍。他在来信中说：“我患了心绞病，喜欢听雀叫。每当听见院内的雀声，就仿佛听到胡黄张的雀叫。我很想念胡黄张。”他还在一次来信中说，这封信是在飞机上写的，在飞机上看到了汀泗桥北伐烈士纪念碑，看到了向阳湖。刚一看到，飞机就钻入云层。
　司徒慧敏多次邀请黄希东去京。那次，黄希东在文化部门口拿出司徒慧敏写给他的信交门卫看。门卫说：“他是部级干部，是了不起的人，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”黄希东就把自己认识司徒慧敏的经过简单讲述了一遍。然后，给司徒慧敏的秘书打了个电话。秘书说他出国访问去了，黄希东就在天安门写了一封信，寄给司徒慧敏的爱人李秀娴。
　　司徒慧敏还帮了当地群众不少的忙。胡黄张农民胡元海要做一连3间的房子，司徒慧敏主动帮助设计，建议依山就势建造，将一方靠在山边，以节约一列墙的砖。

走到哪里就把文化传播到哪里
   　作为职业革命家出身、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司徒慧敏，每到一处，他总是把文化带到那里，总是关心那里的文化事业。80年代初，和周文雍一起介绍司徒慧敏入党的广东早期的老党员邓湖秋说：“‘广州暴动’失败后，司徒慧敏在老家学校墙上写下了‘天变不可畏’的大标语，在家乡震动很大。在司徒慧敏的人生中，不知变换了多少职业，大多数是为了掩护党的工作。他每干一行，都很投入，并且成为行家。他掌握多国语言，也全靠勤奋。所以，有人给他取了‘司徒牛’的绰号。”
   　热天的晚上，司徒慧敏在向阳湖野外纳凉时，把自己翻译成外文的《毛主席语录》念给胡黄张的社员和青少年听。可是，没有人听得懂。他就先用汉语读一遍，再用英语读一遍，并且不厌其烦地讲解毛主席语录的内容和含义。一些青少年跟着他学外语。胡黄张的青少年都喜欢听他讲故事。他喜欢逗小孩玩，常常要小朋友唱歌听。黄自信(小名么保， 官庄丘人，后任咸安区统计局副主任科员) 等3位读初一的学生学了英语后天真地考司徒慧敏。黄自信问他：“你懂不懂英语？”他故意说不懂。黄自信不高兴。司徒慧敏说：“小朋友，别生气，你具体问哪个方面？”黄自信说：“你把‘毛主席万岁’5个字用英语写出来。”他当即写出来了，并且很工整。黄自信等几个小孩避开司徒慧敏去摘他种的蕃茄吃。他教育这几个小朋友：“不能随便摘人家种的东西。你们要吃蕃茄，就跟我打个招呼。”
　　黄希华对笔者说：“那年每晚七八点钟，司徒慧敏喜欢观察天上的星星，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。当年，正是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上天，据说，他是在观察人造地球卫星。”
   　司徒慧敏与黄希东谈得最多的是，当地的电影机是个什么型号的，老百姓每年能看几次电影？学生入学率是多少？等等。当时，咸宁县只有区级才有电影队，甘棠公社属汀泗区管， 电影是汀泗区电影队来放的， 是16mm电影放映机，老百姓每年能看3至4次电影。司徒慧敏还说，他跟美国电影界名人伊文思、罗丽丹两人的关系相当好。
   　1977年下半年，胡承华教书缺资料，便写封信给司徒慧敏，司徒慧敏寄来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字典。胡承华、余达文夫妇到北京，第一个晚上观看影片《东方红》，第2天带他们游览了故宫、颐和园、动物园、北海公园、天坛公园等地。司徒慧敏还亲自陪他们一起去全国政协礼堂看戏。司徒慧敏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陪中央领导和黄镇部长看戏，今晚是陪你们夫妇看戏。”看戏中途在小会议室休息时，司徒慧敏跟文化部副部长周魏峙说：“我带向阳湖两个娃娃来看戏。”实际上，胡余都已是20多岁的青年人了。周魏峙跟胡余夫妇一一握手。戏看完后，司徒慧敏叫司机先把胡余夫妇送到旅社。他的秘书把文娱活动安排得好好的。司徒慧敏任国家文化部分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期间，胡承华主动写信给他，请求他给县级咸宁市向阳区甘棠乡政府搞一套电影放映设备。司徒慧敏收到信后，安排有关单位无偿给甘棠乡寄来了两部3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。这样高档的放映设备，在当时咸宁市区乡两级还是首家。
坚持参加劳动锻炼和体育锻炼
   　在向阳湖，司徒慧敏既不是连队领导，又不是批斗对象。那些“积极分子”还是怀疑他有问题，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，就不允许他与当地农民打交道。他劳动相当吃苦。炎热的夏天，他不戴草帽，上身打赤膊，下身穿短裤。他雨天不打伞，不戴斗笠。由于日晒雨淋，他的皮肤黑黝黝的。当时，胡黄张通往向阳湖垦区的胡家嘴的大桥还没有修，只有一座小桥。水一涨，人就不能过。胡黄张的群众和住在这里的五七战士到对面垦区去，都要从这里经过。水涨起来后，生产队安排一条船在这里摆渡，船头船尾各系一根略长于截流河宽度的绳子，并分别把一端固定在船上，另一端拴在岸上。这样，不会荡船的五七战士到了河岸的任何一边， 只要收拢绳子，就可乘船过河。当年60多岁的司徒慧敏，每天要挑七八担粪，每担单程500多米远。他挑粪过截流河，黄自信等6个小孩把绳子拉得快快的，结果，他站不住，摔倒在船舱里，脚颈被船上的铁钉剌穿了。几个小孩连忙去喊卫生员来包扎。第2天，小孩们见他的脚肿了感到十分内疚，他却安慰小朋友：“不要紧，没关系。”有一次，天下大雨，他挑粪从胡黄张过截流河到垦区湖地里去，在过船时，把腰扭伤了，痛了半个月，但仍然坚持劳动，锄草、下肥、捉虫……
　　司徒慧敏在五七干校的任务是种菜。战斗6队面对向阳湖垦区，土地肥沃，阳光充足。刚来那年，他在胡黄张后头岭开了3亩菜园， 种包心大白菜。收获时，每棵有10公斤。每年春节前，他给胡黄张11户农民每户送两棵，让各家各户品尝他的劳动成果。
   　有一年三伏天的一个中午，司徒慧敏在胡黄张后面山下水塘里挑水到山上浇菜，黄自信在附近割柴草时，听到这条荒芜了的羊肠小道上有人在呻吟。走近一看，不得了！司徒慧敏中暑晕倒在地上，粪桶倒了，脏水泼在地上和他的身上。黄自信一边扶起他一边大声呼喊。听到呼喊声，4连来了2位同志。他们3人立即将他送到连部医务室。司徒慧敏苏醒过来后十分感激黄自信：“不是碰到你，我可能要晕死在那里。”
　　司徒慧敏非常喜欢体育锻炼。热天收工时，他总是在向阳湖垦区西南岸截流河里游泳。时而蛙泳，时而侧游，时而仰游。他能从胡家嘴桥逆水一直游到王六嘴（五连中国作协驻地），再从王六嘴顺水游到光辉桥，往返约8公里。立秋后他仍坚持游。冬天，他坚持早上长跑， 有时经胡家嘴桥沿向阳湖截流河堤跑到拦湖大坝八字口堤段再返回，有时从官庄丘到战斗小学(今咸宁至潘家湾公路旁边的秧田澥小学)。到了校舍窗户下，就跟房内的胡承华打招呼：“承华，我走了。”他一直跑到甘棠公社所在地甘棠阁，然后沿途跑回。有一次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跑到了甘棠阁，有人以为他是趁天还没亮偷东西的坏人，要把他抓起来。经过打听，得知他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，是在早锻炼，大家反而很佩服。 由于坚持天天劳动锻炼，他的身体素质相当好。
　　胡承华、余达文夫妇在司徒慧敏家做客时，他也不忘体育锻炼，拿出一把剑对小余说：“你提一提，看有多重。”小余提不起来。他接过剑玩了起来。吃饭时，他谈笑风生：“过去在向阳湖，虽然生活很艰苦，但老百姓对我们很好。”他关心地问：“胡妈(胡承华的母亲)关节炎好了没有？我买点药请你们带给她。”他还打听胡承华的父亲及全自然村男女老少的身体状况，每个成年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，哪个曾患了什么病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光荣的历史和高尚的情操
　　司徒慧敏在跟向阳湖农民群众读《毛主席语录》时，胡承梓看见他左小腿有一条约4寸长的疤痕，便好奇地问：“司徒伯，您脚怎么啦？ ”司徒慧敏语重心长地说：“1931年，我随蒋介石到中央苏区“剿匪”，为中央提供了重要情报。1946年，国民党进攻延安，我在重庆发出了重要情报，保证了中央的安全。一次，有个汉奸出卖了我，敌人要抓我，要一个重要情报。为了使它不落入敌人的手，我就忍痛用刀把腿划破，将它藏在肉里，然后咬牙缝合包扎。因此，这个情报没有落入敌人手中。这次，我立了大功，受到了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。”社员群众听了，感动得流眼泪。
   　 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敦1999年9月11 日在给笔者的回信中说：“我爸爸在咸宁，其实是找到了他心灵的归宿。他是一个游子，几乎跑了整个世界，美国中央情报局抓他，他亡命古巴，后转北非，由开罗飞意大利，又到法国、英国、瑞士，进入捷克，转到社会主义阵营，再到前苏联，再返回解放了的新中国。1952年我们要去美国找他，廖承志、萧华同志派人到香港将我们找回，我这才见到了我的父亲。他很感激咸宁人民在危难之时收留了他。只要人民能容纳他，他是很幸福的，所以他常提及咸宁，把咸宁作为自己的故乡。”
　　黄希华在机关4连的党费公布栏中，看到一般的人1个月交几元、十几元，而司徒慧敏每月交30元，累计栏中是300元， 在整个表中是最多的人之一。黄希华问司徒慧敏：“你怎么交那么多党费？”司徒慧敏说：“我是党员，除了吃用花点钱外，其余都交给党组织。”
   　80年代司徒慧敏到广东调研，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回到老家。离故居不到两百米，他连家门都不入，只在村口照了张像就去调研去了。后来，县委领导告诉他儿子司徒兆敦：“你爸只知道工作，不像那种‘衣锦还乡’干部。”司徒慧敏在住院期间，中央曾指示电影制片厂去拍摄他，他婉言谢绝：“我历来不主张宣传我。”文化部丁副部长去动员他，他也不干。